“钱方，你是个医生，咱们得正视现实啊。根据目前的检验结果，肝癌的可能性极大，我看至少是中晚期了。身体症状还不明显，就应该考虑原发性的可能性大一些，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检查。你马上回去，找家里人商量一下吧。我的意见是，周一收住院，到肿瘤科。对病人吗，就按刘洋报告单上写的。咱们医院和家属口径要一致了，至少不能让病人精神上先倒了。钱方，你的作用很重要，你是医生，在疾病面前，人的心理很脆弱，医生的每一句话，每一个表情，都会对他们产生很大的影响。肿留科的医护人员都有这方面的经验，你们家属要配合好。”
钱方拿着刘洋给她的报告单，她觉得这张薄薄的纸片有千斤重。钱方执医两年多了，临床上，她见过各种恶性疾病的患者，亲手处理过很多频临生命终结的病例，这是每一个医务工作者都必须面对的。医生在疾病和死亡面前，既是最有情的，同时又是最无情的。钱方能做一个合格的医生。可是现在，现在她不仅仅是一个医生，她是叶晓惠的女儿。尽管在今天以前，她不愿意提起自己的母亲。从母亲跟父亲离婚以后，她从来没对母亲有过好脸色。她冷淡母亲，疏远母亲，怨恨母亲。可她毕竟是自己的母亲啊！钱方手里拿的，无疑是母亲生命的判决书。
钱方什么都来不及想，来不及做了。她骑上自行车，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高中，冲进了父亲的办公室。
钱盛民正和几个老师研究工作，钱方“呼”地一声把门推开，她根本没看见钱盛民的办公室里还有其它的人，她只看见父亲坐在宽大的写字台后面，鼻梁上架着一付花镜。
“爸爸！”钱方的喊声都差了音。
屋里的人吓了一跳，几个老师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，他们都是认识钱方的。大家放轻了脚步，离开了办公室。
“钱方，你怎么了？”钱盛民也站了起来，一把扶住了女儿。
“爸爸，你看，你看吧。”钱方把那份报告单递到父亲的眼前，她的脸上已经挂满了泪水。
“钱方，这是从哪来的？”钱盛民把女儿扶到沙发上，坐下来。“你慢慢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“爸爸。”钱方哽咽着说下去：“妈妈去我们医院看病，做B超。刘洋给她写了一个假的报告单，让她拿走了。这个才是真正的检查结果。赵主任说，至少是中期，也可能还要严重。”
“就凭刘洋的一个B超检查，就能确定是肝癌？钱方，你先别慌，你知道吗，你妈有什么症状，有病多长时间了。你们医院也有误诊呢，我不信，我不相信，这不可能。”钱盛民眼睛盯着检查结果栏里那一行清晰的诊断。
“肝CA？”
“钱方，这不是还有一个问号吗，只是怀疑，你说是不是。”
“爸爸，医生都是这样写的。这是两个医院的诊断，结论是一样的。这里有肝功化验数据，所有的数值都超出正常值，超出很多。”
钱盛民忽然有一种天眩地转的感觉，他用两只手扶住钱方的肩膀，板过她的脸。“你告诉我，还能治吗？”
钱方心里明白，肝癌中晚期，治愈的希望是极其微小的，可是她还不想放弃，不能放弃。她虽然急得有些昏了头，还明白不能让爸爸绝望。
“爸，从医学的角度讲，早期的能治，中、晚期的只能抑制恶化。现在有化疗，还有放疗，咱们想办法给她治吧。”
“钱方，你带我去见你们主任。不用，不用你，我去找你们院长，我要听他们怎么说。”钱盛民拉着钱方，就要往外走。
钱方没动地方。“爸爸”她欲言又止。
钱盛民奇怪地看了女儿一眼，“走啊！”
钱方反倒显得冷静下来。“爸，你先坐下。赵主任说，让家属商量一下，星期一送我妈去住院，现在对她只说是肝囊肿。赵主任再三嘱咐，让家属和医院必须保持口径的一致。爸，现在，我妈的家属……。”钱方不愿意说出范忠林的名字。不过，她很清楚，她的父亲不能代替范忠林去为妈妈做这些事情。她和父亲，就是再不愿意见那个人，现在都顾不了了。为了母亲，他们必须坐到一起，必须联起手来。
钱盛民也突然明白过来，他已经不是叶晓惠的丈夫了，已经不具备这种资格，无法为叶晓惠的治疗负责。从法律关系上讲，他只是一个局外人。
“哼，”钱盛民冷冷地哼了一声。“钱方，我还没追究他姓范的责任呢，都病到这个份上了，平时没有反映吗，他是干什么吃的，一个好端端的人，怎么会突然出这么凶险的事。你妈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饶不了姓范的。”
钱盛民突然捂住脸，失声痛哭起来。
“爸爸，爸爸。”钱方吓坏了，她还从来没看见爸爸哭过。钱盛民象个孩子一样哭起来，肩头剧烈地颤动着，粗重地喘息着，抽噎着，大滴大滴的眼泪，跌落在油亮的地板上。
“爸爸，你别哭了，我是找你想办法的，咱们得想办法，给妈妈治病啊。”钱方使劲地摇晃着父亲。
钱盛民接过女儿递过来的毛巾，擦了擦脸。他在办公桌后面的书柜里，抽出一本厚厚的电话号码薄。
| 上一页:可也要损害一些人 | 下一页:是想证明右派的正确 |